一部遗作撑起了香港片子最后的体面

◎任凡

　　2020年8月，陈木胜导演因病逝世。一年后，他的遗作《怒火·重案》上映。在这个凡事讲究翻新和冲破的年代里，我们却从这部电影里读到了难能宝贵的执着与坚守。作为上一代香港电影人，陈木胜固执地秉持着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艺术作风，不妥协、不迎合，一辈子都在居心拍香港。从某种水平上说，他和邱礼涛，两个算不上聪慧，甚至底本不太入流的导演，用他们的“笨”撑起了香港电影最后的体面。

　　当我们在念叨香港电影时，咱们到底在议论什么？

　　其实，香港电影一个最为中心的抒发就是反抗，是小人物在抗衡外部权利压迫时的成长阵痛。香港电影素来不愿费劲去发掘人道，它更爱好黑白明显的善恶有报，输出的是一种逻辑极简的、相似童话式的劝善扬善。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端，香港电影的主人公就锁定在草根阶层，他们往往是一群无权无财却无比乐观的小人物，这些人要么对恋情忠贞不渝，要么誓死保卫江湖道义，总之都是“一根筋”。

　　《怒火·重案》中甄子丹表演的主人公阿邦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作为一名基层的片儿警，他从来不会察言观色，总也升不了职，甚至机遇送到嘴边，都不领情。在法庭上明明说一句谎话就能救好兄弟，他却不肯。可他会在生死关头救下素不相识的小孩，也会每年去含冤去世的共事墓前祭祀。这样的人设就似乎读书时物理课上的那些幻想前提，据说过没见过。香港电影的造梦属性就体当初它不仅塑造出了这样一批小人物，还在最后让这些小人物完胜了恶权势，最终让观众在极强的代入进程中取得充盈的满意感。

　　这是香港电影曾经的魅力，也是现在的短板。过于单一的人物毕竟难以换来长久认同，就像虽然我们每个人心底里都住着一个阿邦，但在无比纷纷庞杂的事实世界里，又有多少个人能做到每一次都选择站在正义的一边呢？陈木胜导演也在这个维度上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但他选择从反方向去解读——如果选择与威权媾和，结果就一定会好吗？

　　于是，有了本片的另一个主人公阿敖。阿敖也是个君子物，可他显明变通得多，升职也比阿邦快。在营救霍先生的举动中，上司说我只有成果，于是阿敖坚定履行。这样的场景是不是似曾相识，引导说我只要结果，你撒手去干，出了问题我负责！听上去很有气概，可如果然出了问题呢？至少陈导告知你，千万别信。

　　至此，陈导通过本片清楚地陈说了本人的观点：执拗地对抗兴许不能终极获胜，但一味地逢迎也会导致悲惨终局。阿邦从头至尾取舍触犯，固然最终一事无成，至少全身而退，而阿敖始终抉择服从，最后却给自己换来一条死路。片中虽然不明白交代，但观众能够从细节推知，阿敖跟组员们替上司背锅入狱后，阅历了难以设想的折磨与煎熬，才最终让他们下定了与危害自己的威权同归于尽的惨烈信心。

　　不丢脸出，陈导在片中对于阿敖们展现出了极大的同情心。他们是法律意思上的罪犯，更是一般人眼中的受害者，他们行事果决、义薄云天，却只能选择最悲壮的方法诉说自己的冤屈。片尾处，阿敖问阿邦，假如那天去追嫌犯阿乐的人是你，我们的命运会不会交流？这样一个对于平行宇宙的问题把影片推上了命运思辨的高度。实在，我们不妨假想，阿敖与阿邦基本就是统一个人，他们的不同运气只是个体面对压迫时不同挑选的结果，临时的妥协看似油滑，却给将来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近年来，“香港电影已逝世”的观点甚嚣尘上，陈木胜导演的骤然离世好像更增加了这一论调的达观颜色。然而，在《怒火·重案》中我们仿佛又模糊看到了昔日香港电影的荣光，看到了那种不让步的力气只管孱弱却仍然顽强。

　　可以说，陈木胜导演在自己毕生中最后一部作品里，流利而正确地阐释了自己对香港电影的解读和感情。奢华的卡司阵容和刺激的动作局面只是香港电影的类型元素，而不顺从、不妥协的精力，才是坚强成长在香港电影里的性命基因。

　　新时期里的香港变得更加容纳、更加英勇，香港电影也必定迎来一些表白上的转变。《怒火·重案》一定不是香港电影最后的呐喊，新一代香港电影人正在接过先辈交递的薪火，肩负起传承香港电影的使命，这也必定是在天国的陈木胜导演想要看到的。 【编纂:于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