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镝】

　　美国总统拜登5月底发表声明，要求美国情报机构对“中国武汉实验室病毒泄漏”的指控展开调查。这种带有侵略性的行为严重破坏了全球抗疫合作。

　　在人类面对共同的、直接的生存挑战时，美国再一次起到了破坏性作用。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和维护全球霸权地位，美国这一不顾后果的行为进一步加剧了这场致命的人类生命健康危机。

　　18个美国情报机构中，有9个是直接向美军负责的，其他情报机构也保持着与美军的合作关系。因此，这些情报机构所提供的信息只是为美国对外甩锅服务，而绝不会是中立、公正的科学信息。

　　美国对疫情的应对显然是完全失败的。截至目前，美国死亡病例超过66万人，依然是全球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生活在这个完全由利润驱动的资本主义体系中，美国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种失败不得不引出以下问题：

　　美国拒绝在全球抗疫中开展合作，难道仅仅是为了转移民众对国内抗疫失败的注意力吗？还是说，为了遏制中国，美国胁迫世界卫生组织是其全方位战略的一部分，同时还利用军事、经济、外交和文化等武器？抑或两个原因都有？

　　阻碍全球抗疫合作

　　无论借口是什么，拜登政府要求美国情报机构提交一份只针对中国的病毒溯源调查报告，无异于在未来全球抗疫合作的紧迫努力上扔下了一颗充满反华敌意的“手榴弹”——而这种合作正是当前全球抗疫和缓解生态环境危机所真正需要的。

　　中国在疫情暴发早期就与世界卫生组织开展合作，并分享疫情的相关信息。而美国一直拒绝合作，并从疫情危机一开始就坚决无视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建议、指导方针和病毒测试。

　　在一个只为资本主义利益服务的国家，美国政府的职能建立在残酷“竞争”的基础上。对他们来说，“竞争”是唯一的出路，而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威胁着美国的“生命”。对美国来说，只有扼杀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才有可能依然占据全球霸主地位。为此，经济制裁、军事升级和政治威胁都是可以采用的手段。美国对国际贸易、科技交流、高科技产业发展、尖端技术的封锁都证实了这一事态的发展方向。

　　德堡实验室应接受调查

　　中国官方和媒体现在公开提出了以下问题：如果拜登真的想要所谓透明度，难道不应该也对美国的实验室进行调查吗？比如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这一臭名昭著的生物实验室，不应该成为全球调查的一部分吗？为什么只关注中国的一个实验室，而不调查美国在世界各地从事病毒研究的200多个实验室呢？

　　中国媒体援引了美国有关德特里克堡实验室2019年7月突然停止研究的新闻报道。该实验室研究埃博拉、天花、非典、中东呼吸综合征和新型冠状病毒等世界上最致命和传染性最强的病毒。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命令德特里克堡关闭，因后者出现险情。正如《纽约时报》2019年8月5日所报道的，“出于安全考虑，德堡实验室关停了对致命病毒的研究。”《纽约时报》解释说，“由于危险材料的处理问题，政府暂停了由军方牵头的生物防御中心的研究项目。”

　　近几十年来，一直有人反对德特里克堡生物武器实验室所扮演的邪恶角色。早期的反对者之一格雷戈里·邓克尔博士告诉工人世界网：“1962年至1967年期间，我在马里兰大学攻读数学博士学位，当时就反对该校支持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发动战争。我们反对马里兰大学的计算机设施和生物学系与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项目开展合作，对此我们进行了研究，发表了文章，并举行了各种抗议活动。直到今天，反对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存在的斗争仍在继续。”

　　2019年7月底，德特里克堡基地附近的两个养老院暴发了原因不明的肺炎。2019年9月，在德特里克堡所在的马里兰州，症状与新冠肺炎高度相似的肺病病例数增加了一倍。

　　2019年12月前发生了什么？

　　在中国发现新冠病毒之前，美国为什么不公布因肺炎急剧增加而收集的样本的DNA结果呢？

　　截至目前，美国拒绝检查或公布任何在2019年12月武汉宣布发现新冠病毒病例之前的国内血液样本的检测结果。相比之下，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的科学家则宣布，通过重新检测旧血样和废水样本，他们发现在中国宣布在处理一种未知病毒之前，新冠病毒就已经广泛传播。英国广播公司2020年5月5日和2020年6月19日分别报道了法国和意大利早期的新冠病毒调查结果。

　　路透社2020年6月26日报道，巴塞罗那大学的西班牙病毒学家当月宣布，他们在2019年3月收集的巴塞罗那废水样本中发现了新冠病毒的痕迹。9个月后，中国才发现了新冠病毒。

　　所有这些证据表明，在新冠病毒被识别为一种新病毒并在中国进行DNA测序之前，这种病毒就已经开始传播。为什么美国要求病毒溯源调查只关注中国？

　　美国媒体一直试图忽视和淡化中国提出的尖锐而具体的问题，但中国人没有。数百万中国人发起了一项全球请愿活动，呼吁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德特里克堡，超过2500万人在网上请愿书上签名。

　　60多个国家已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信中强调，病毒是人类当前面临的共同敌人，只有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才能战胜病毒的威胁。他们敦促世卫组织按照世界卫生大会决议采取行动，推动全球病毒溯源调查。世卫组织必须研究目前的大流行情况、其在几个国家的早期传播、它的全球影响、未来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7月26日在推特上表示，如果世卫组织正在调查实验室，其官员应该前往德特里克堡。发言人还敦促美国公布2019年武汉世界军人运动会患病士兵的数据，并披露早期病例的数据，包括弗吉尼亚州不明原因的呼吸道疾病、2019年7月威斯康星州与呼吸机相关的肺部疾病以及2019年冬季的流感患者。美国政府还应该邀请世卫组织专家调查北卡罗来纳大学，特别是拉尔夫·巴里克在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研究团队，因为巴里克研究冠状病毒已有30多年了。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对美国胁迫世卫组织开展新冠病毒第二阶段溯源调查这一计划“感到非常惊讶”，他说这是“对常识的不尊重和对科学的傲慢”。

　　据中国《环球时报》报道，杨占秋是武汉大学的病毒学家，他自2020年以来反复表达了对美国2019年流感疫情和与电子烟有关的肺部疾病的担忧。他说，几年前他曾访问德堡实验室，并得知它储存了很长时间的科学研究样本。因此，他相信，流感流行期间的许多样本都被美国卫生部门保存了下来。他说：“这并不是因为技术问题，美国不进行这些试验，只是因为他们自私的政治利益而宁愿不告诉世界。”

　　人们越来越关注美国，因为它是过去20年来唯一阻碍建立《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的国家。

　　可疑的“黑客”发起了反华运动

　　拜登5月底的声明，实际上重提了特朗普政府和极右翼势力早些时候提出的、不可信的、被彻底揭穿的指控第一枪。当时，班农、蓬佩奥和参议员汤姆·科顿也做出了同样的指控，但都没有任何证据，只是为了转移人们对特朗普政府未能成功应对疫情的注意力。甚至连美国媒体都把这些指控说成是阴谋论。而现在，同样的媒体、军事机构和两个政党都同步地将攻击重点完全放在中国。

　　值得怀疑的是，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攻击始于两名记者的文章，他们各自都有可疑的背景，都没有任何病毒或公共卫生方面的资历。然而，这些文章却受到了媒体的“褒扬”，并被用来为反华运动鼓劲。

　　其中一位是《纽约时报》前科学作家亚历山大·韦德，他写了一本有关遗传理论的书，遭到数百名遗传学家的集体谴责，其中一些人认为他几乎是在掩饰其种族主义立场。亲纳粹组织利用这本书来支持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论点。《原子科学家公报》5月5日以评论文章的形式发表了这篇完全是推测性而不是经过科学审查的文章，立即被《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和《时事》杂志当作“一个非常可信的理论”，“一篇令人难以置信的新闻报道”加以讨论。

　　另一位是迈克尔·戈登，他与朱迪思·米勒在2002年为《纽约时报》合著了一份完全没有证据的声明，声称时任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正在秘密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成为2003年美国入侵和占领伊拉克的借口。戈登的文章出现在5月23日的《华尔街日报》上，他引用了一份涉及中国、未披露来源的报告。戈登在《华尔街日报》上的这篇文章迅速走红，立即被路透社、CNN、《纽约邮报》、《卫报》、福布斯、NBC新闻、商业内幕、雅虎新闻和《希尔》等转载。

　　这些媒体都没有提到戈登在发动伊拉克战争中的作用，也没有提到遗传学家反对亚历山大·韦德著作的声音。因此，媒体操纵高度可疑的文章，动员政府官方对中国采取行动。在新闻循环中不断重复的虚假信息被当作事实来接受。随后，拜登于5月底宣布了他对中国的调查计划。

　　美国行为的危害

　　对于美国的不实指责，在7月29日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表示：第一，美国歪曲事实，散布虚假信息……目的是转移注意力，掩盖美国早期的感染病例；第二，美国要求情报部门主导调查并在90天内结束调查，违反了科学规律；第三，美国强迫科学家支持“实验室泄漏论”。

　　美国最近对中国的攻击阻碍了全球的抗疫合作，全球疫情正朝着更加危险的方向发展。但这只是美国对付中国的一部分战略，还有军事包围、经济制裁、贸易中断、蓄意破坏等。同时，美国还利用忠诚的媒体来不断捏造事实，无论是关于新冠病毒溯源，还是香港问题、新疆问题。

　　中国疫苗援助和出口超过世界各国总量，已向海外输出数亿剂疫苗。同时，中国正在加快国内生产，进一步增加国外供应，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供应。而美国尽管作出了很多承诺，但其生产的3.3亿支疫苗中有99%是在美国国内使用的。

　　所有反对美国霸权主义路线的人都应该站出来，反对美国对中国提出的新苛求。为人人享有医疗保健而奋斗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大声疾呼：反对美国对世界卫生合作搞破坏。

　　(作者：萨拉·弗朗德斯，系美国工人世界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秘书处成员，知名社会活动家，工人世界网长期撰稿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积极参与美国的进步和反战组织，2020年出版合著《呼吸机上的资本主义——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和美国的影响》；译者禚明亮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